道教碑刻② | 陈垣先生编纂《道家金石略》

出版信息

书名：《道家金石略》

编纂：陈垣

补校：陈智超、曾庆瑛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年：1988年6月第1版

页数：1379

ISBN：7-5010-0162-0/K•60

作者简介

陈垣先生（1880—1971）字援庵，室（书屋）名励耘，广东省新会县棠下乡石头村人。自幼好学，无师承，自学闯出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推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1年，创建北京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先生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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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金石略》

校补前言

作者 | 陈智超

《道家金石略》经过校补之后终于交付出版了。现在离陈垣老编纂之时已经整整一个甲子，离他去世已经十三年，离校补工作开始也已经五年了。虽然时间拖了很久，但这部二百万字的资料集能够出版，终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垣老生前念念不忘这部资料集，多次提起过它，现在他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道家金石略》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是垣老研究道教史的一项重要准备，也是一项重要成果。他研究每一个历史问题，首先都要用极大的力量进行材料的搜集和考订。他在家书中曾经谈过自己写作的经验：“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这种重视材料，重视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在他毕生的史学研究活动中。

垣老是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了研究在我国流传的各种主要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他曾长期搜集这些宗教的资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他为了研究道教史，在20年代就大规模搜集道教资料，这部《道家金石略》就是他所搜集的道教史资料的大结集，也是40年代他的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主要材料来源。

重视碑刻资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道家金石略》的编纂，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为道教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极其丰富的材料来源。垣老在《新道教考》中曾说：“金石之寿，往往不及简册，宋杜大珪有见及此，曾纂《名臣碑传琬琰集》，学者便之，今《仙源录》（指《甘水仙源录》）不啻全真之碑传琬琰集也。《四库提要》谓‘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多采诸家别集，《仙源录》则多采各碑拓本，吾纂《道家金石略》，即仿其体。”如果说，元代李道谦编纂的《甘水仙源录》，是道教全真派的碑传琬琰集的话，垣老这部《道家金石略》则可以说是自汉至明我国道教的碑传琬琰集。

碑刻资料的重要性，了解的人不少；但大规模搜集并利用碑刻资料，能做到的人却极少。这是因为，第一，碑刻分散各处，有不少是在高山绝壑、穷乡僻壤之中，椎拓甚难。第二，许多碑刻，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人为破坏，即使取得拓片，也往往难于辨认。第三，拓片不如文献之易于保存，翻检也很费力。

垣老能够编纂《道家金石略》，是有他的主客观条件的。金石之学，至清代而大盛。收藏家辈出，著录金石的专书远较前代为多，还有如《语石》等专门研究金石的著作。所有这些，为利用碑刻资料提供了许多方便。《道家金石略》草创于1923、1924年，当时垣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利用校藏的拓片和图书，特别是缪荃孙的艺风堂拓片方面，有较多的方便。这是他取材的主要来源。当时垣老虽当四十三四岁的壮年，但已经在史学以及目录学、宗教学等方面有很高的素养。这就使他有魄力提出并有能力完成编纂这部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的任务。

垣老在史学研究中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并十分注意运用科学的方法。《道家金石略》实际编纂的时间不长，他是采用什么方法的呢？1941年6月 7日，他在一封家书中谈如何辑全五代文时，曾介绍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方法，他说：“第一步应先编目。严氏编全上古文，亦先编目，凡百三卷，有刻本，即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每人作一小传（每文注出处），极费力，极有用。后来全上古文刻本，即按此目录所指定之出处，抄出付刻也。其实只有一编目已足，凡易找之书，不必抄刻，难得之书及散篇，然后抄之。”从垣老现在遗留下来的资料可以推知，他编纂《道家金石略》，正是结合道教碑刻的特点，继承并发展了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方法。他具有渊博的目录学知识，多年来自己又辛勤编制了许多目录、索引。凭借这些条件，他先编出《道家金石略》的篇目及出处，然后再让人按目求文，抄出内容。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编出这部包括“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中，自汉至明，有关道教的一千余通碑文，约八十万字的大型资料集。后来他写《新道教考》，论述全真教，“即以此书为基本史料，只患选择不精，考订不审，组织不密，不虞史料缺乏也”。

那么，这样一部重要的道教史料集，他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交付出版呢？他在《新道教考》中曾谈到这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以校雠不易，久未刊行。”在家书中，他更多次具体地谈到校碑的必要与困难。上引同一家 书中说：“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寻丈拓片，摊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抄碑谈何容易？……抄易校难，若抄而不校，无用也。” 同年5月7日的家书也说：“国学门购人艺风堂拓片，仍在原处，其中关于道教一部分，十五年前我已录得八九，可惜未能详校耳。此等史料，尚未有人利用过。”抄碑可以委托他人，但校碑必须亲自动手。垣老在20年代除了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担任了不少学术行政的领导工作。从《道家金石略》编成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抽出时间来亲自校阅全部碑文。他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绝不愿意把未经认真校阅的资料交付出版，贻误后人。我想，这就是他生前没有出版这部资料集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他一直惦念着这部《道家金石略》，多次提起它。1957年，他在《新道教考》的重版后记中说：“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一九二三、二四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 1961年3月，他在道教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在强调对道教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以后，呼吁有关方面和人士注意道教资料的编纂，即以《道家金石略》为例，说明“在历代金石碑刻里，道教资料更是不少”，“这方面的碑刻是可观的”。

可以说，未能亲自看到自己辛勤编纂的《道家金石略》出版，是他的一件憾事。

垣老是在1971年去世的。当时正是極端動亂的年代，这部书不要说出版，就是把稿件完整地保存下来，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艰难。

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才有可能整理和出版垣老的遗著。随着道教研究的开展，《道家金石略》的整理也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

从1978年开始，《道家金石略》的整理工作着手进行。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他遗留下来的有关全部资料：

⑴最主要的当然是《道家金石略》的全部稿本。它用统一的“励耘书屋”的稿纸，按统一的规格用毛笔抄写，每页五百字，按时代先后分装为三十四册，每册封面都有垣老亲笔写的标题，如“道家金石略 元一”等等。计汉魏六朝两册，唐五代六册，宋五册，金元十七册，明一册，参考三册。每册厚薄不同，多者一百余页五万余字，少者数十页，总共约八十万字。

⑵垣老手定的《道家金石略目》 第一次和第二次写本各一册。第二次写本删去了第一次写本中一些非道教碑文的篇目，剔除了一些重复的篇目，在次序上也作了一些调整。《道家金石略》正文中，除参考三册外，其余三十一册基本上是按这个目录的第二次写本编排的，只有金元部分有较大变动。在目录上金元是分开的，在稿本中却混合在一起。推测这样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元时的全真教派、太一教派、真大道教派的资料，很难按朝代截然区分。标明“参考”的三册，第一册完全是从目录第一次写本中删下来的，有关道教但却不是碑文的内容，二、三两册大多是后来增加的内容，所以在目录中没有反映。

⑶垣老自编的《艺风堂藏道家金石目》两册、《艺风堂续藏金石文字目》两册。缪荃孙氏艺风堂所藏拓片的主要部分，缪氏编有《艺风堂金石文字 目》十八卷，有刻本传世。垣老将其中有关道教的篇目录出，编为《艺风堂藏道家金石目》，再让人按这个目录录出碑文。后来，缪荃孙的儿子禄保又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没有著录的拓片续编为《艺风堂续藏金石文字目》，只有抄本，没有刻印。垣老过录了一分，亦将其中有关道教的篇目勾出，命人录出碑文。《道家金石略》中所收拓片，主要是从艺风堂拓片中录出的。

⑷登记簿一册。是垣老从《道藏》、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主要是元人文集、并包括少量宋人文集及《全唐文》）亲手选出有关道教碑文的目录，注明出处，命人录出原文。凡是已经抄录过的，垣老都在目录上画上圆圈以为标志，下有抄写人的签名。

⑸散见在家书及有关著作、讲话中关于《道家金石略》的论述。

仔细检阅这些资料以后，我们觉得，一方面，垣老已经为这部资料集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继续让它束之高阁，实在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损失；另一方面，正如垣老自己所担心的那样，如果不经过认真的校对，以及一系列加工整理，仓促出版，将会严重影响本书的质量，大大降低它的价值，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从1981年10月开始，我们整理《道家金石略》的工作正式展开。在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一定要学习垣老严谨的学风，完成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整理出一部符合他的心愿， 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道家金石略》。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整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在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校勘。

 “校雠不易”，这是垣老生前没有刊行这部资料集的主要原因。检阅原稿，对照原文，发现抄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有的错误很少，但相当部分错误甚多。这固然是由于抄录者水平参差，责任心不一所致，但也同原件的情况有关，特别是抄自拓片的部分更为明显。有不少拓片，因原碑经风雨剥蚀，拓工技术不高，再加上字体不同，有行有隶有篆，有异体字、俗体字，有高逾寻丈，有断为数片，辨认十分困难，错误在所难免。总之, 不经校勘是不能引用的。所以我们也把校勘工作的重点放在校对拓片上。

艺风堂拓片现在仍然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经过几次搬迁，略有损失，但基本部分还在。我们的住处在北京东南郊，与在西北郊的北大正好处在对角线的两端，往返一次，少则三个半小时，多则四个半小时。 为了赶在开馆前赶到北大，动身时往往还是残月斜照，到达北大已经是旭日临窗了。从1981年10月至1983年3月，一年半当中，除了学校假期及出差以外，无论寒暑风雨，每周少则一次，多则四次，连续前去校碑。这是一项要下笨功夫、死功夫的工作。拿着稿本与拓片逐字逐句核对，没有任何窍门或捷径。经常碰到有疑难或不清的字句，还要反复辨认、斟酌。在校阅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垣老所说的“寻丈拓片，摊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的艰难，有时头晕目眩，半天也对不完一通碑文。但想到完成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我们肩负的责任，也就以苦为乐了。

在这一年半当中，除了原来抄自拓片的一律与原拓片校对外，为了提高这部资料集的质量，凡是原稿抄自金石志以及文集、而又有拓片的，一律再用拓片校对，也校出了不少错误。

以金石志来说，有些录文错误很多。如北齐《姜纂造像碑记》，原稿录自《偃师金石遗文》，短短三百字，由于错误太多，简直无法卒读。这次我们找到了拓片，全部加以改正。当然，也有些金石志中的录文，由于所采拓片年代较早或质量较好，也可以补正现存拓片中某些漫漶不清之处，我们也不拘泥于拓片，择善而从。

至于拓片与文集或其他文献的差异，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些可以肯定是文集刊刻中的错误，例如元好问的《通真子墓碣铭》，载《遗山文集》 卷三十一；亦有拓片，可补文集中漏刻的“宁当马蹄烧紫烟”等三句。另外一些差异，则同撰文、上石与编集时间的形势有关，重要的区别我们尽量注出，如何取舍，正如垣老所说，“此则在乎读者之自得矣”。

原稿采自文献的，我们也都一一据原书加以校勘。这项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省力。

经过这次校对，比原稿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也很难说没有差错，甚至可能有大的差错。所能奉告读者的是，我们确是在尽自己的所能，兢兢业业地进行这一工作，以求尽量减少失误。

第二，增删。

垣老编纂《道家金石略》离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中，新发现了不少碑刻，而且他当时所收录的也不能说已经完全。作为一部资料书， 特别是大型的资料书，总是以尽量完备为好。所以我们也作了一定的补充工作，并且以补充未经著录的拓片为主。

首先是艺风堂拓片，垣老自己说“已录得八九”，他说这话是很有分寸的。所以有遗漏，主要原因就是有些目录并不能反映出碑文的内容。我们对艺风堂一万余片拓片中，凡有怀疑的，都一一取出检阅，又补充了有关道教的101通。

其次是张仁蠡柳风堂石墨，现在也收藏在北大图书馆，亦有一万余通。可惜没有目录，需要逐篇翻检，我们从中补抄了有关道教的拓片146通。

再次，我们还有重点地到外地一些地方，包括太原、芮城、西安、户县、周至、咸阳、兰州、成都、灌县、桂林、南宁、广州、上海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抄录了有关道教碑文近二百通。

此外，在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中也有选择地补充了一些材料。

在新补充的这些资料中，有些对道教史的研究是十分宝贵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1

《元藏》编修

元太宗（窝阔台汗）时，在全真派宋德方主持下曾修过《道藏》，即所谓《元藏》。至宪宗（蒙哥汗）及世祖忽必烈时，佛道两次斗争，由于皇帝支持佛教一方，两次下令焚毁《道藏》中的所谓伪经杂书，连关于这次修造《道藏》的记载也几乎湮没无闻。垣老在《新道教考》中论述元藏之刊行时，所能利用的直接材料，只有《祖庭内传》及前述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中一点简单的记载。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关于这一问题的论 述也大致如此。可是，我们在芮城永乐宫中抄到的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德方）祠堂碑铭》及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宋德方）道行之碑》中，都有关于这次修藏的较详细的材料，可补以往记载的不足。

2

丘处机传记

又如，我们在兰州甘肃博物馆抄到的李道谦《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全文近四千字，是我所看到的现存最详细的丘处机传记。

3

真大道

垣老在写《新道教考》时，就有感于真大道派及太一派史料之缺乏。这次我们在柳风堂石墨中抄到了几通有关这两派的碑文，特别是《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提供了有关真大道的珍贵史料。

4

元代正一派史料

虞集和袁桷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提到有一通《传宗之碑》，但是现存的虞集《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都没有收录这篇碑文。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也著录这通碑在江西贵溪，但没有一部金石志著录碑文。这次我们竟在四川灌县文管所看到了它的拓片并加以抄录，题为《敕赐玄教宗传之碑》，是虞集奉敕撰文，赵孟頫奉敕书丹并篆额的，记载了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以前的八代本师及传人陈义高的事迹，是有关元代道教正一派的重要史料。

我们原来打算在这次整理中把垣老所没有收录的有关道教的重要碑文 尽量收齐，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原来的估计太不足了。

第一，是对现在各地保存的、还没有经过著录的有关道教的拓片数量之多，没有足够的估计。其实何止有关道教的拓片是如此呢？我国碑刻资料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充分开发的史料宝库，有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充分的利用。

第二，是对在搜集这些材料时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有时明知某地有这方面的材料，可是因为时间不足及其他种种因素，竟然失之交臂。所以我们虽然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拓片资料，但要做到比较完全，只有待将来的努力了。

至于在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以至《道藏》中的有关道教碑文，虽然补充了一些，但限于时间和我们的水平，遗漏的仍然不少。特别是明代部分，在原稿中本来就比较单薄，现在也仍然是全书的一个薄弱环节。

此外，原稿中也有少量重复收人的碑文，我们查出后一律删去。也有少量并非碑文的，原则上也删去，少数有重要价值的，则作为附录。

第三，标点。

原稿没有标点，小部分有断句，但多为抄录者所断，错误甚多。为便于读者使用，全部加标点。

第四，注释。

原稿中，凡录自金石志的，各书原有跋文均照抄。对这部分跋文，我们斟酌取舍，只保留对理解碑文内容有帮助、学术价值较高的部分。

垣老在某些碑文上作了眉批，除了有些是为自己阅读、使用时方便作的标识，如某年、某人等以外，相当多的部分是对内容的考订、注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后一部分的内容无论对理解原文或研究垣老的学术思想，都有重要价值，我们予以保留。

此外，我们在校补工作中亦对少数碑文作了必要的说明。

以上内容，我们统一作为注释附在每通碑文之后。后两部分分别冠以 “垣案”、“超案”，以示区别。

第五，统一字体及格式。

形式必须服从内容。本书是一部供学术研究使用的资料集，而不是文物集或一般的金石志。从这点出发，原碑中所使用的各种异体字，一律改为通用字。原来我们曾设想按原稿用繁体字排印，限于印刷条件，为了争取早日出版，最后仍改用简体字。

本书材料来源，大致可分为拓片及文献两大系统。两者格式相差很大, 在编排时需要合在一起。为了既保持格式上的大致统一，又能显示出来源的不同，凡是碑文而原来首题又过长的，我们都另标新题，原则是要能简明而准确地反映碑文内容。碑文的首题、撰人、书丹人、篆额人、立石人等，仍保留在正文内。

第六，编排。

如前所述，原稿大的编排，以时代划分，即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五大段，现在一仍其旧。至于在这五大段之内，如何编排，细察原稿，垣老似尚未作过多的考虑，一般是同一出处的排在一起，只有金元真大道及太一两派的材料，各为一册。现在我们一般按写作时间排列，写作时间不明的，按立碑年代排列。金元部分，因数量最多，先分全真、真大道、 太一、正一四派及归属不明者共五部分，每部分材料再按时间先后排列。

第七，编制目录及索引。

增补之后的《道家金石略》，共收文一千五百三十篇、一百余万字，为 便读者检阅，我们编制了以下几种目录及索引。

1. 篇目。置于卷首。为与索引配合，每篇前加编号，每一大段自为起 讫，如唐1、宋1等。凡是我们这次增补的，在篇名下加*号以示区别。

2. 作者索引。

3. 主要人名索引。

4. 宫观索引。

5. 征引拓片及书目略。我们在每篇碑文之后，都注明出处。为节省篇幅，无论书名及拓片都用简称。在这个《征引拓片及书目略》中，每种文献都列出作者、全名、版本及简称，每种拓片都列出藏地及简称。

在《道家金石略》整理工作完成的时候，回顾整个工作过程，我们不 能忘怀曾经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同志，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还在粉碎“四人幫”以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知道垣老有这部遗稿，就大力支持我们的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全面展开以前，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又把它提交社会科学院，作为院的重点科研项目， 取得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在北京及外地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图书、文物、教育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志，给我们查阅艺风堂拓片及柳风堂石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文物出版社又通力协作。没有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本书的整理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它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道教史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国际上，道教 研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道教研究起一些推动 作用；还企望学术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能对本书的整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争取将来使之更加完善。

陈智超 

1984年2月于北京

注： 此文先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后载入《道家金石略》，陈垣编纂，陈智超、 曾庆瑛校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校补前言”，第1-7页。

目录

校补前言  1

校补凡例  8

篇目  1

道家金石略

汉魏六朝  1

唐  46

宋  209

金元  429

明  1229

征引拓片及书目略  1316

索引  1320

索引首字表  1320

作者索引  1328

人名索引  1346

宫观索引  1366

后记  1379

道教碑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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